读什么书，亡什么国
布尔什维克、宗派难题，与中国的教育改革
《政府大楼:俄国革命的传奇》（The House of Government: A Saga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） 尤里·斯廖兹金（Yuri Slezkine）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，1128 页，Bridge Street Books
使徒彼得、布尔什维克、毛泽东，还有约瑟夫·斯密，都曾面对同一个难题。用斯廖兹金的说法，这是”宗派难题——如何让一个复杂的社会去模仿约莫十三个无牵无挂之人”。1 布尔什维克始终没能解开它。他们的治理试验只持续了一代人的光景，所建起的不过是其所预言的恢宏结构——苏维埃宫——的一道影子，即政府大楼。一场由一群被共同的”光明信仰”2 所凝聚的狂热千年至福论者所推动的运动，何以崩溃？
其一，革命吞噬了自己。3 斯廖兹金以骇人的细节描述了基洛夫遇刺如何引爆大清洗。一通电话——”基洛夫被杀了”——引出了成千上万通后续的电话。电话线的另一端永远是死亡。在那座”被围困的堡垒”般的苏联，偏执吞噬了一切，而刽子手又以惊人的速度尾随其受害者步入坟墓。4 斯大林的养子说：此后”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”。
关于偏执如何运转，有一则尤为令人难忘的轶事。帕维尔·波斯特舍夫因一次断送前程的降职，便在古比雪夫（今萨马拉）的每一个角落里”发现”了法西斯主义：
“波斯特舍夫同志改变了做事的方式。他开始四处嚷嚷，说正派人一个都不剩了，敌人却到处都是……一连两个星期，各区委书记和他们的属下都拿着放大镜跑来跑去。波斯特舍夫同志亲自示范：他把全体区委代表召进办公室，拿起放大镜，开始检查一摞学生练习本。后来他们把那些练习本的封面全撕了下来，因为据说在上面找到了法西斯的卐字符之类的东西。到最后，他们连饼干、糖果和别的物件上都能找出法西斯符号来。”
今天的新疆正在发生一模一样的事，CGTN 纪录片《暗流涌动——中国新疆反恐挑战》（”The War in the Shadows”）便是明证。波斯特舍夫的努力终归徒劳。他于 1939 年被枪决。
但崩溃归根结底是一桩家事。斯廖兹金给出的结论，或许带着学者特有的自负：苏联的孩子们读错了书。5老布尔什维克们笃信自己的子女（更要紧的是，整个社会）已是”非党的共产主义者”，因而心安理得地任由孩子去读歌德、普希金、狄更斯、塞万提斯、托尔斯泰、果戈里，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。6 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家庭的苏联子弟，通过他们的”豪饮式阅读”（这个词与酗酒同源），其实是在模仿父辈的习惯——父辈在沙皇政权下流放与监禁期间如此，后来在斯大林的苏联下又一次次流放与监禁期间亦如此78——只有一个至关紧要的区别：孩子们从不读马克思、恩格斯或列宁，更别提那些根本无人问津的新苏维埃文学。这个宗派始终未能变成一座可以世代相传、以一套规训家庭生活的共同文献为中心的教会。
习近平对苏联因何崩溃自有一套论断：没有人”是男儿”，站出来抗争。9那些试图通过增加体育课来防止年轻男性”女性化”、并把”娘炮”逐出中国荧屏的努力，皆可读作是在竭力规避同样的命运。
然而，与之同时推进的另一项改革，却表明党确实看重斯廖兹金的论点——并下定决心不重蹈苏联宗派主义者的覆辙。如今有一种刻意的努力，要去缔造世代相承的叙事，即”讲好党的故事，传承红色基因”。一架共同的书架便是迈向这一目标的一步。习近平思想现已成为必修课。在甘肃，图书馆工作人员焚烧异端书籍（后因用力过猛而受罚）。2020 年《人民日报》刊出的一份”学’习’书单”，头三本书堪称完美的布尔什维克式选择：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、10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？》，以及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。11 它奏效了吗？有上进心的学生本就出于自愿在读习——至少以我的经验是如此12——但一项对上海地铁乘客的随手调查发现，读《圣经》的人（2 人）比读毛著的人（1 人）还多。总的来看，这些都是缔造一种共同信仰、从而缔造一个长久国家的举措。在下面那段疯传的视频里——这属于一种”老师让学生’用一句话证明你是中国人’”的体裁——第一个小女孩,照搬了习的话，给出了完美的答案：”人民有信仰，国家有力量。”
颇为巧合的是，1921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样由 13 人构成（若计入包惠僧、而不计入同时与会的两名共产国际代表——荷兰人马林（Henk Sneevliet，又名 “Maring”）与俄国人尼科尔斯基）。以下是这些人及其结局：李达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（部分因其与邓拓的关联）；李汉俊，1927 年被国民党处决；张国焘，1938 年投奔国民党，1979 年病逝于加拿大一家养老院；刘仁静，悔过的托洛茨基派，1987 年在北京死于车祸；毛泽东，”伟大舵手”，1976 年因渐冻症（肌萎缩侧索硬化症）去世，遗体经防腐处理停放于北京；何叔衡，1935 年被国民党军队杀害；董必武，文革中相对未受冲击，曾任代理国家主席，1975 年病逝于北京；陈潭秋，1943 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处决；王尽美，1925 年病逝；邓恩铭，1931 年被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处决，临刑高唱《国际歌》；陈公博，脱党，汪精卫伪政权第二任主席，二战后经美国许可由日本引渡回国，1946 年被国民党处决；周佛海，脱党，汪伪政权副主席，被国民党逮捕，1948 年死于狱中；包惠僧（代表缺席的陈独秀出席），1927 年脱党，新中国成立后飞往北京，1972 年病逝于北京。
“宗派难题”在别处又被称作”胜利的困境”（Dilemmas of Victory)。
出自埃米尔·凡尔哈伦（Émile Verhaeren）的《铁匠》，由瓦列里安·奥辛斯基译为俄文，斯廖兹金再由俄文转译。这种光明的信仰并非没有自我怀疑。俄国革命者在易卜生的《培尔·金特》与《布兰德》中看见了自己：他们的培尔·金特——那个”凡属人的，皆于我无所不容”之人——总伴随着”一个更纯粹、更彻底的宗派主义化身：一个非全即无的布兰德，与那自我怀疑的地下室人相对峙。乌里扬诺夫有他的列宁，朱加什维利有他的斯大林，斯克里亚宾有他的莫洛托夫，阿罗谢夫有他的 Z，沃龙斯基有他的瓦伦丁。”
革命惯于如此：”A l’exemple de Saturne, la révolution dévore ses enfants.”（如同萨图恩一般，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。）
斯廖兹金用数百页篇幅写就的大清洗令人不寒而栗：布哈林徒劳地试图通过诉诸”斯大林其人”——”柯巴”（Koba，斯大林的昵称）——来换取救赎，仿佛此人与”斯大林这个党”尚可分割，而这一区分早已不复存在；17 万朝鲜族被驱逐至哈萨克斯坦（2015 年，金麦克（Michael Vince Kim）为 The Story Institute 拍摄了这些被驱逐者的后代）；米罗诺夫为加快西西伯利亚的处决而重启”三人小组”，最终自己也被处决（斯廖兹金以惊心动魄的细节重构了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）；还有那些营地，那些可怕、可怕的营地。提醒一句：读完此书后，我开始反复梦见自己下令处决自己。
斯廖兹金的部分论点是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它未能进入家庭。他们没能为婚姻确立法律定义，声称那”将在新的日常生活形态确立之后，轻而易举、水到渠成地被找到”；他们在创设苏维埃仪式上也再次失败。托洛茨基曾”半开玩笑地”写到布尔什维克的洗礼、共产主义的火葬与革命式的命名，但这些从未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成真。圣诞树的回归——伪装成”新年树”——正是这一失败的象征。（上文提到的帕维尔·波斯特舍夫，曾于 1935 年与赫鲁晓夫、斯大林巡视莫斯科期间力主恢复圣诞树。1935 年 12 月 28 日，波斯特舍夫在《真理报》发表一封信，为这棵装饰一新的枞树的回归一锤定音：”某些偏离正道者，多半属于’左’的一类，竟把这种儿童娱乐扣上资产阶级发明的帽子……各市政会议、各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、各乡苏维埃及地方公共教育部门，都应当帮助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孩子们筹办新年树庆祝活动。”）
被批评家贴上"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阴郁而怨毒的影子"这一标签，对许多苏联小说而言无异于丧钟。书中以大量篇幅描述了苏联文学世界与苏联国家的平行构建，二者同样以失败告终。
老布尔什维克塔尼娅·米亚格科娃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所中的读书计划，以她自己的话说：
“我先从《资本论》下手。我通常要花两三个小时才能读上五到七页（当然，这包括做笔记）。我一边读，一边惊恐地发现自己全都看懂了。别误会——我不是在故作谦虚，但有人告诉过我（看来确实如此）：如果开头几章读得轻松，那就说明你只是在表面打滑，并没有真正读懂。况且，迄今为止我对文本几乎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想法，而老实说，连那寥寥几点也算不上多么深刻。”
之后，又有斯廖兹金的叙述：
“除《资本论》、英语和三角学外，塔尼娅还钻研她的专业，即工业经济学（’侧重机械制造与工艺’），以及代数、法语、德语、物理、统计学、会计、制图、经济地理、解析几何（她尤为偏爱）、希腊史，还有法国革命史（用的是马迪厄、克鲁泡特金，以及一部罗伯斯庇尔书信集）。她研究艺术史的计划因缺乏资料而落了空。”
与沙皇时代不同，在苏联，流放的结局多半是被囚禁的老布尔什维克遭到处决。
这场运动已酿成致命后果。摄影师周鹏在一封长长的遗书中写道："男孩本就该淘气、打架、骂人，太安静、太懂礼貌的男孩就被说成娘娘腔[……]我在学校被叫作'娘炮'。我小时候或许看起来有点像女孩，但我穿得'正常'，也从没想过去模仿女孩。"
在中央党校一次围绕一本讲述习近平知青岁月的书的出版座谈会上，作者曹谷溪强调，习在窑洞里生活时用 18 个"厚厚的！"笔记本写下了他对《资本论》（他读过三遍）的思考。我发现，许多"知青"故事都与俄国革命者的流放故事如出一辙。
这是衡量一切苏联文学的标尺，而苏联文学无一例外地在它面前相形见绌。